毛主席的眉眼充满了坚定与真诚，他望着眼前的男子，语气温和地问道：“我常听到你的名字，知道了些关于你的传奇经历，但却一直没见过你本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，能告诉我吗？”
那男子愣了一下，露出憨憨的笑容，微微低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：“我小时候叫友德，姓言，家谱排到‘仕’字那一辈，父母便取了‘许仕友’这个名字。后来跟着红军学字认字，才知道‘仕’是做官的意思，这名字不好，于是我自己改成了‘许士友’，寓意自己是个红军战士。”
毛主席听完后笑了笑，他的笑容中带着深意，许士友则有些腼腆地摸了摸自己的头：“主席，您觉得我改的名字怎么样？”
毛主席思索片刻，眼神里透出一种认可的神情，然后缓缓开口：“你的名字确实挺好，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再改一个名字呢？把‘士’字改成‘世’字，叫‘许世友’，意味着‘世界之友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展开剩余82%许士友一时间没能理解毛主席的用意，毛主席见状，便继续解释道：“我们要北上抗日，这一仗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，更是为了全世界！眼光得放得更远一些，看向更广阔的天地！你说，‘世界之友’是不是更符合我们的精神？”
从此，许士友成为了我军中赫赫有名的将领，而毛主席为他改名的这一段往事，也让许士友对毛主席充满了深厚的感情。多年后，毛主席去世，许士友不顾一切阻拦，带着枪亲自前去守灵，为毛主席守夜，表达自己深深的敬意和哀悼。
然而，毛主席与许士友之间的故事并非只有这一段。早在1937年时，许士友因为红军西征失败，心情低落，心里满是愤怒与委屈，他决定带着手下的人回四川，继续在那片土地上进行革命斗争。
可是，当时的情形十分复杂，“带枪逃跑”是重大的违纪行为，即使出于无奈，许士友也会面临极为严厉的处罚。王建安，曾与许士友并肩作战多年，深知许士友的性格，为了给他留下一线生机，便通过党支书谢富治将许士友的决定报告给了毛主席，希望能阻止他。
然而，毛主席派去的战士未能理解情况，错误地将许士友捆绑，并以“反革命罪”将他押入监狱。得知此事后，毛主席立刻赶到监狱，向许士友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们道歉。许士友由于心中满是怒火，再加上年少气盛，看到毛主席的人来抓他，还以为是毛主席下的命令，于是愤怒之下，竟提起拳头向毛主席冲去。
这时，毛主席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份“许士友反党反主席”的文件和关于处决他的报告，战士们紧急递了上去。毛主席细看文件后皱了皱眉，他清楚，许士友那样的人绝不会写什么反党反主席的言论，他只是一个脾气火爆的红军战士。就在此时，毛主席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他决定采取行动。
毛主席直接对康生说：“告诉许士友，他带枪来见我没问题，甚至可以上膛，也不碍事。”
康生将这一消息带给了许士友，随行的罗瑞卿也亲自示范，把一把驳壳枪上膛交给许士友。许士友感动不已，见到毛主席后，便直接表示，要一生追随毛主席。此后，许士友每次见毛主席，都会带着枪，仿佛这是他们之间特殊的信物。
直到1976年，毛主席因病卧床不起，许士友那时正在广州工作，他并不清楚毛主席病情的严重，也不知道北京的局势如何。他依旧满怀希望，觉得如果这次任务顺利，或许能去北京汇报工作，再见毛主席一面。然而，9月9日，许士友接到通知，毛主席病逝的消息让他震惊不已。他立刻安排好飞往北京的专机，心中一片焦急。
在飞机上，许士友坐得越来越不安，专机迟迟没有起飞，他决定亲自去问机长。机长一开始以天气不好为由搪塞，后来，在许士友的逼问下，机长才透露出真相：“中央下达了指示，不允许带枪进京。”
许士友听后，怒火中烧，他目光如鹰钩一般死死盯住机长，几乎要发作：“到底是谁下的命令？！”他怒问：“指示电报在哪？拿出来！”机长吓得不敢再说话，许士友的怒气让他根本无法再应对。
当飞机终于起飞，许士友手指紧握在腰侧的美式五星左轮手枪上，指尖不断摩挲着。飞机落地后，许士友迅速前往西山，去见叶剑英元帅，但他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在长谈中破灭了。他决心见到毛主席的遗体时，无论如何也要亲自守灵。
毛主席的灵堂设在人民大会堂，许士友准备进入时，被门口的警卫拦住。警卫问他是否带枪，许士友冷冷一笑，反问道：“我不能带枪吗？”警卫回答这是中央的规定。许士友听后冷哼一声：“我可是政治局委员，怎么没听说过这个规定？”说罢，他毫不犹豫地越过警卫，走进了灵堂，守起了毛主席的灵位。
站在毛主席的照片前，许士友的表情逐渐变得平静，他的背影透出一丝无助。此刻，他内心翻涌着什么？是想和毛主席做最后的告别？还是在想，若毛主席能从旁边走出来拍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说“老许，你上当了”？无人知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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